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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前考古资料的发现和著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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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六朝时期,一些士大夫往往爱好古物,探讨古器物的风气盛行一时,这在历史文献上常可见到。例如《晋书束皙传》说,晋时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(一说魏安釐王)墓,偶出大批古书,“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,寻考指归,而以今文为之”,即我们所熟知的“汲冢竹书”。南朝梁时陶弘景著《刀剑录》,收夏至梁武帝时铜器共七十九件。虞荔著《鼎录》,收汉景帝至王羲之时铜器共七十二件。这些著作近详远略,当非伪书。《隋书经籍志》在“石经”下注"梁石经”若干卷即为当时南京一带梁代陵墓石碑、石柱上文字,这是我们所知最早的拓片之始而《后汉书蔡邕传》记熹平石经立,“其观视及摹写者,车乘日千余辆,填塞街陌”,尚不知何为拓片也。)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物资料的发现和著录,则始自唐宋。
 
唐宋时代地方志书的纂修,文物古迹为必备内容。现存以唐许嵩所著的《建康实录》为最早,其中载有南京的历史文物遗迹,以东晋及刘宋时期的记录较为详尽;次为李吉甫的《元和郡县志》,这是一本记载当时比较完备的地理志书,后来由于辗转写刻,也有舛误。但因为唐时离六朝较近,上两书中所列的遗迹文物,尚可凭信。此后,较为详细地著录了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遗迹、遗物的志书,则自宋元始,例如王象之《舆地记胜》、张敦颐《六朝事迹编类》、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、王存《元丰九域志》等书,其中都有六朝文物、遗迹记录,也较翔实。
 
此外周应合《景定建康志》、张铉《至正金陵新志》,不少因袭前书,似不足观。志书以外,唐欧阳询《艺文聚类》中有一些六朝墓石记文,宋欧阳修《集古录》、王厚之《复斋碑录》,记有六朝神道碑刻,亦可参阅。清代金石考据之学大兴,碑刻和古器物的考订又驾宋元之上,如严观《江宁金石待访录》、《江宁金石记》、莫友芝《金石笔识》等,皆有六朝碑刻记录;至于当时志书如《嘉庆江宁府志》、莫祥芝《同治上江两县志》、《康熙丹阳县志》以及甘熙《白下琐言》、陈文述《秣陵集》等,亦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 
近现代对六朝文物的考古研究,经过实地调查记录者,除上述《金石笔识》外,宣统年间张璜著《梁代陵墓考》(上海土山湾印书馆,1930年),他同时又写成法文本《>(33,1912),其内容仅是调查了少数陵墓,且不限于梁代,亦不完整。又有卫聚贤《中国考古小史》(商务印书馆,1933年)记录了1930年于栖霞山车站附近甘夏镇、张家库、刘家库,由南京古物保存所发掘六朝墓葬三座,得铜、铁、瓷、陶器等百余件,墓砖上有五铢钱纹。此当为解放前南京六朝墓的第一次发掘。陈志良《南京访古记》(《吴越文化论丛》,吴越史地研究会,1937年冲记录了1936年5月12日南京《朝报》记载南京朝天宫发现六朝晚期古墓,尸骨已朽,仅得两件陶器(收入卫聚贤《中国考古学史》,商务印书馆,1937年)。1934年以后,中央大学教授朱希祖、朱俣父子等人,对南京附近六朝陵墓和文物古迹,做过比较详细的调查和考证。他们的著作有:《六朝陵墓调查报告》<1935年)、《建康、兰陵六朝陵墓图考》(1935年《金陵古迹图考》、《金陵古迹名胜影集》(1936年),在今天还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此外,1935年王焕镳用现代方法编成《首都志》,其中文物古迹部分尚可参用。梁启超《中国考古之过去及将来》,①、王国维《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》、②二文,为补阮元《商周铜器论》@之不足与后续,其中述及六朝的铜器,亦可参考。
 
因此,从唐宋以来,一直到解放以前,只有零散的古物发和著录,只有一些金石学家对碑刻的记载和考订,以及只有从志书当中看到的一些文物、遗迹的描述。真正的有计划和系统的考古工作,只有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才算开始。
 
国外学者对中国六朝考古有兴趣和研究者,推法国人维克多色伽兰父子两人,老维克多曾于1917年来中国,并到南京对六朝陵墓进行过十一处的现场调查,小维克多亦曾来华多次。他们著有《))一书,成书时间比朱希祖父子尚早十七年,书中保存了当时拍摄的若干现场照片,是比较珍贵的记录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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